在小型器物上以模型形式反映建筑，中国在汉代就出现了。而隋朝的大建筑师宇文恺在他的建筑文集中，明确记载将建筑模型运用在建筑设计中。

对此，学者永昕群与温玉清在紫禁城杂志《咫尺楼台——漫谈中国古建筑模型》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到了清末，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国，西方建筑体系包括建筑设计理论也在中国开始传播。民国以来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尝试采用先进的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，北洋政府退休的高官朱启钤是其中的代表。

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，开展学术研究。他很重视模型对研究中国建筑的辅助作用，大力搜集清代遗留的图纸与烫样，并且聘请熟悉清代制度的老工匠按照比例制作木模型，曾在其开创的中山公园内举办古建筑模型展。

中国营造学社在朱启钤罗致的梁思成、刘敦桢两位杰出的建筑史学者领导下，做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，学术成就蜚声中外，也包括按照现代制图规范绘制模型图纸并制作模型。民国时期，中外交流频繁，1932年，斯文赫定为在芝加哥博览会复制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万法归一殿，请人制作了该殿模型，至今尚保存在斯文赫定基金会。

1949年后，中国最早的文物保护机构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）继承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图纸、资料以及学术传统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了系统的古建筑模型制作。据余鸣谦先生回忆，在建筑大木匠师路鉴堂的指导下，木匠井庆升等人先后制作了一批精美的古建筑模型。

1950年冬，北京西安门因失火部分残毁，市政府决定拆除以利交通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奉命把这处明、清两代皇城的西大门测绘记录保留文件，在路鉴堂师傅及赵正之先生（清华大学教授）的指导下，依测绘资料做成1：10的西安门大比例模型，在制作过程中，保护工作者掌握了古代殿屋木结构制作安装的成熟方法。该模型目前已成为孤本，极为珍贵。路鉴堂师傅曾说：“图只是一张图”，至于施工则另有“一套脑筋”。

事实确是如此，一座木构殿堂的构件制作、整体组装都有成法，有一套固有的工艺，历来都是师徒传承，不着笔墨。老匠师们都有“一套脑筋”牢记在心，时而用一些便于记忆的“简语”或“歌诀”表达出来。

1956年以后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改称古代建筑修整所，整个五十年代，陆续制作了一批中国著名古建筑模型，如山西应县木塔（现展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）、北京智化寺万佛阁、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、山西芮城永乐宫、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、敦煌莫高窟第431窟木构建筑、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等以及一批斗栱模型。

出于学术研究和保存完整档案资料的考虑，在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竣工后制作精美的缩尺模型，是当时古建筑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保存古建筑的副本，模型用旧金丝楠木制作，比例精准，做工细腻，包括斗栱等所有构件都是按比例做成后拼装起来的。

其中永乐宫建筑群一组共四座大殿模型，是在永乐宫实施搬迁之前制作的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副本”，是保证搬迁保护成功实施的重要基础工作。

这批中国古建筑的模型无论从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上，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现在已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珍贵藏品，2009年曾赴德国慕尼黑现代艺术馆以“结构之美”为专题展出，并出版了专业水准的图录。